节选自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。
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我所直接见到的人物，只见一个范爱农。王金发做都督的时候，没有机会见到，只在杂志上看见他在二次革命后被朱瑞诱杀的一张死后照相。孙德卿则始终没有看到，那张裸体照相也因为不是原本，只是翻印登在报上的，所以记不清楚了。范爱农却是亲自见过的，虽然在安庆事件当时反对打电报，蹲在席子上那种情形，不曾看见过，却也约略可以想像得来。绍兴军政分府成立，恢复师范学生，那时是在民国改元以前，还称“学堂”，委派鲁迅为校长，爱农为监学，二人重复相会，成为好友。因为学堂在“南街”，与东昌坊相距不到一里路。在办公完毕之后，爱农便身着棉袍，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，下雨时穿着钉鞋，拿了雨伞，一直走到“里堂前”，来找鲁迅谈天。鲁太太便为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，拿出老酒来，听主客高谈，大都是批评那些“呆虫”的话，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难免独自匿笑。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，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；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，便是鲁老太太也引以为荣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军政府本来对于学校不很重视，而且因为鲁迅有旧学生在办报，多说闲话，更是不高兴，所以不久鲁迅自动脱离，只留下爱农一人，有点孤掌难鸣了。
这时候已经是民国元年壬子，改用阳历，师范学堂也改称第五师范学校了，鲁迅以后的校长是傅力臣，即是当时的孔教会会长。县署里教育科长是孙几仲，也就是《阿Ｑ正传》里所说的“柿油党”，挂着一个银桃子的徽章的，此外也有罗扬伯、朱幼溪等人。这个情形正是鲁迅《哀范君》诗中所说的：“狐狸方去穴，桃偶尽登场”是也。范爱农一个人独自在他们中间，这情形就可想而知的了。我这里为的记载诚实起见，便来借用他自己信里的话，叙述前后的事情。
范爱农之死是在壬子年七月十日，是同了《民兴报》馆的人乘舟往城外游玩去的，有人说是酒醉失足落水，但颇有自杀的嫌疑；因为据说他能够游水，不会得淹死的；他似乎很有厌世的倾向，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，也可以看出痕迹来的了。